对监督存抵触情绪
去年冬天，马军找到贾景川，帮他给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写了一封信，反映工作环境和医疗赔偿问题。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于是他们又给乔布斯写了第二封信，但同样没有回音。马军说，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处理中国民间团体的投诉问题上都会经历一种演变：“从不回应、有些抵触到起码倾听，再到主动回应。”
西门子和沃达丰即是主动回应的两个典型例子，这两家公司现在会在续签合同以前，通过非营利组织的数据库帮助筛选潜在供应商。苹果仍停留在抵触阶段，对于别人要求其透露供应商是否有工人中毒，或引发极端污染事件的供应商的具体地点，该公司都不愿作出回应。马军告诉我：“苹果辩称，不披露供应链信息是他们的长期政策。难道就没人能进行监督了?难道就没人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上海的供应链顾问理查德·布鲁贝克(Richard Brubaker)一直在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对苹果也没什么好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像苹果这样，坐拥几十亿的现金，却继续与那些未能遵守苹果行为准则的供应商合作。”至于贾景川，他现在暂住于菏泽农村父母家。他说：“我从未感受到美国公司一直以来鼓吹的所谓‘保护人权’和‘尊重’。我只感受到他们的虚伪。”
